第25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——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(5)（第2页）

　　这一点也是“青海派”乐于看到的，此时再保仓央嘉措，岂不是为桑杰嘉措翻案？为他翻案不就将拉藏汗、准噶尔和清政府都得罪了吗？所以，当后来“青海派”得到年幼的第七世喇嘛格桑嘉措的时候，掌握了和“西藏派”对抗的最大资本，也就得乐承认仓央嘉措“死去”了。

　　而在“青海派”没有掌握格桑嘉措前，他们也许将“放行”后的仓央嘉措秘密保护起来了，因为阿拉善恰好就是和硕特蒙古“青海派”掌握的地区，这就形成了蒙文《哲布尊丹巴传》中的“营救说”，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，与“放行说”并不矛盾。

　　而从拉藏汗的角度出发，“西藏派”早想对仓央嘉措除之而后快，借此削弱桑杰嘉措的残余势力和“青海派”的威胁，以便立自己势力下的益西嘉措为喇嘛。

　　两派心照不宣的结果就是，让仓央嘉措“消失”。这个“消失”不可能是谋杀，谁先动手谁就给人以口实，政治上永远被动，所以只能“请”他走，只要他保证以后隐姓埋名、别闹出事来，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这样，“青海派”和“西藏派”都可以暂时平安，寄希望于最后一搏。

　　而康熙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火引到自己身上，仓央嘉措一“死”，青海、西藏的蒙古各势力之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，暂时维持平衡，因此，康熙接受了他的“死讯”，而且根本没有追究。

　　一个“死”了的仓央嘉措，比他活着的贡献还要大，这个贡献，是清政府用相对和平的13年积蓄了国力，最后彻底解决了西部问题。

　　当然，对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对康熙皇帝前后两道矛盾的谕旨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途径，那就是钦差护军统领席柱、学士舒兰两人，实际上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心理，所谓的“令拘假赴京”实际上就是给拉藏汗一个面子，以安其心，让他别惹出事端来。所以，当真的押送仓央嘉措赴京时，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：按照史书记载，仓央嘉措是在1706年5月17日启程的，但12月才走到青海湖，虽然其间经历了格鲁派僧兵的营救，但也不至于耽误这么多时间。

　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五世喇嘛进京的日程，1652年3月15日从拉萨启程，7月11日到达青海湖畔，而且中间有史可查的驻留大概有1个月，那么，实际上路程所用时间最多100天左右，可仓央嘉措这一行程走了多长时间呢？6个半月。况且，我们要知道，五世是边走边作法事，而军事押送应该是纯粹的行进而不是游逛，所以，从两者的时间对比上看，仓央嘉措的押送是非常缓慢的，不排除席柱、舒兰两人有意拖延、等待后一道谕旨的情况。因为他们非常清楚，一走下高原，进入陕甘地界，那么，与押送到京城无异，因为那就意味着清朝政府事实上已经接手，而这个人是康熙不可能要的，所以，他们一定要将仓央嘉措的事情解决在高原上，一定要在青海地面等到第二道谕旨。

　　至于《仓央嘉措秘传》中记载的钦使十分慌张、害怕，只不过是做戏而已，而他们事实上也用不着上奏朝廷仓央嘉措的真实下落了，这种事情心照不宣就可以了，康熙也根本用不着追究。康熙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将仓央嘉措“带出”拉藏汗管辖的西藏，进入到清政府可以操控的青海界面的时候，有意让他“消失”，既给了拉藏汗充足的面子，也平息了各方面的关系。

　　由此看来，仓央嘉措的“死”，实际上是康熙皇帝牺牲他个人、换取地方政治局势平衡的必然选择。这是个各方政治势力在对抗与妥协的微妙关系中达成的政治交易，结果就是，仓央嘉措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，对外的“官方说法”是“病逝”。

　　当时，康熙皇帝也许在暗暗祈祷：仓央嘉措，为了帝国的利益；为了给我一个难得的政治时机，你先“死”了吧，我的继任者会还给你应有的待遇的。

　　后世的乾隆皇帝何尝不理解当年这步棋？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，终于替他祖父还了债。

　　还是那句话，政治家做决定，考虑的不是情理，而是利益；为了一个稳定的西北、为了积蓄国力，牺牲掉一个活佛又算得了什么？

　　很多人会不理解这个推测，在清代，皇帝不是一直尊崇活佛吗？康熙这样的心思，难道不是对活佛的不敬吗？

　　没错，清朝是比较尊崇藏传佛教，对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也是尊崇有加，但从帝王权术角度出发，这只不过是个政治工具而已，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活佛可以凌驾于苍生社稷之上？

　　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