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——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(6)（第1页）

　　1713年，康熙皇帝册封班禅额尔德尼，分化西藏政教权力；1728年，雍正将后藏地方政教权力划给班禅，不受喇嘛管辖；1751年，乾隆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。

　　乾隆年间，六世班禅的一个兄弟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，另一个兄弟是札什伦布寺的仲巴活佛，还有一个侄女是香巴噶举桑定寺的女活佛，而八世喇嘛与六世班禅也是亲戚。乾隆皇帝察觉出这个问题，说：“佛岂有为私？”因此，清政府制定了金瓶擎签制度，“去转生一族之私”。

　　1815年，九世喇嘛年仅11岁就去世了，而在此前西藏各方都说他出生前后有种种“灵异”表现，因此没有进行金瓶擎签。1818年，西藏各方又说找到的灵童也很“灵异”，还要求直接认定，嘉庆皇帝大怒，说“今所报幼童，其所述灵异何足征信”？认为那些“灵异”说法都是扯淡。

　　1904年，英军入侵西藏，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前往北京求助，而驻藏大臣、投降派有泰却向朝廷奏报说，土登嘉措“贻误兵机，擅离招地”，清政府革去了土登嘉措的十三世喇嘛名号。1910年土登嘉措在清政府错误政策压迫下逃亡印度，又一次被革去喇嘛名号。

　　至于清政府干涉活佛转世条件、停止犯罪活佛的转世等等事情，也有很多。从这个角度看来，不是清朝皇帝对活佛不尊崇，只不过这种尊崇是有条件的，如果谋私、舞弊、甚至危害到地方政治和祖国统一，皇帝是不会手软的。

　　按照以上分析，关于仓央嘉措的身后迷踪便可以排出一个清晰的时间表，而“阿拉善说”里一些难以琢磨的疑案也可以迎刃而解。

　　1682年，五世喇嘛去世，桑杰嘉措隐匿消息，并延续五世喇嘛生前的政策，继续大力支持噶尔丹。此后他秘密培养仓央嘉措、培植本土势力，希望建立一个以五世喇嘛为模版的政治格局。

　　1688年起，噶尔丹吞并河套地区、统治天山南北、控制青海后，以哲布尊丹巴不尊敬喇嘛为借口出兵喀尔喀蒙古，期间不听从清政府调停，兵火直接威胁到中原地区。

　　1690年到1697年，康熙皇帝三次征讨噶尔丹，噶尔丹自杀，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任。此时康熙得知五世喇嘛已死多年，对桑杰嘉措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却并不想过度打压，于是认可了仓央嘉措的身份，批准他坐床，以免引起西藏动荡。

　　1703年，拉藏汗继位，他不满自己有职无权的现状，处处与掌握实权的桑杰嘉措为难。1705年，桑杰嘉措铤而走险，兵败被杀。拉藏汗以仓央嘉措是“假”为借口，请求废黜，并立自己选定的益西嘉措（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的私生子）。

　　1706年，康熙派护军统领席柱、学士舒兰下旨意给拉藏汗，要他将“假”仓央嘉措押解到北京来，实际上康熙只不过是试探拉藏汗对中央政府的态度。

　　1706年冬，仓央嘉措被押解到青海时，和硕特蒙古“西藏派”和“青海派”将他“放行”，并以“病逝”为由上报朝廷。康熙也很满意这样的结局，为了息事宁人、不激化各方面的矛盾，所以在没有尸首、遗物等情况下，认可了这种说法，而且很明智地不予追究。

　　而“放行”后，也许“青海派”背地里接走了仓央嘉措，由此形成蒙文《哲布尊丹巴传》中的“营救说”，不过，这一说并不影响整个“阿拉善说”的大局。

　　1707年，拉藏汗未经选定就奏报朝廷，已经立益西嘉措为六世喇嘛，企图造成既定事实。但西藏地方政府和格鲁派并不承认。而为了稳住西藏局势，康熙默认了益西嘉措的身份，只不过，其金印印文为“敕赐第六世喇嘛之印”，而非“敕封”，一字之差，实际上透露出康熙的真实想法。很快，1713年，康熙册封第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“班禅额尔德尼”，实际上是削弱喇嘛的治藏权力，治权逐步收归到中央政府。

　　1708年，格桑嘉措出生，被格鲁派认定为仓央嘉措转世灵童。此后康熙和拉藏汗都曾派人查访，尤其拉藏汗甚至想加害他。于是，1714年前后，格桑嘉措辗转避难到青海，受到“青海派”首领罗卜藏丹津和博硕克图济农之子察罕丹津（此时为郡王）的欢迎。

　　1715年，“青海派”奏请清政府承认格桑嘉措“真”的身份，并且要武力护送他回拉萨。此时清政府正对准噶尔用兵，不希望青海西藏动乱，因此以武力威慑稳定局势。后来将格桑嘉措送往塔尔寺。这一举动实含良苦用心，塔尔寺是格鲁派的主要寺庙，地处西宁附近，是蒙古和西藏的交通要道，这一方面便于军队保护，另一方面便于格桑嘉措博得两族各阶层人心。

　　1716年，仓央嘉措来到阿拉善旗，结识了阿旺多尔济一家。

　　1716年，康熙先后两次给格桑嘉措下旨，旨意中明确表示：“尔实系前辈喇嘛转世。”此时实际上有两个喇嘛，但清政府已经牢牢地将格桑嘉措掌握在手里，而且与“西藏派”和准噶尔部都有矛盾的“青海派”，势力逐渐壮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