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章 外现僧相内是俗——仓央嘉措情歌之谜 (1)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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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仓央嘉措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谜团中，有两大问题是一直困扰学界、至今没有定论的，作为他的政敌，拉藏汗对这两点的总结简直是精辟到家了：一、“耽于酒色，不守清规”，二、“是假，请予废黜”。

　　“耽于酒色，不守清规”这一条，是说他的生活，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他的生活是不是**不堪，是不是有个秘密情人？他本人是不是风流倜傥的浪子，他的诗是不是情歌？

　　“是假，请予废黜”这一条，直接导致他的“死亡”迷踪：是不是被诬陷而死？死于什么时间？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？

　　如果我们把这两条分开来看，就势必要将仓央嘉措一生谜团分开来分析，这一分解就形成了“生活”与“死亡”两大问题。然而，这两条之间的联系，为什么不可以琢磨一下呢？如果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，两大问题是不是能够找到相同的解释方法呢？

　　如果仔细分析两条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会发现，它们的联系就是在错误观念下产生的错误逻辑。

　　在民间普遍的理解中，仓央嘉措死于什么原因呢？从正常的情理和心理角度出发，康熙皇帝要求将仓央嘉措“执送京师”，不可能是因为他“不守清规”，这是枝节，主要的大罪是在“是假”。

　　于是问题就出来了，做出“是假”这种结论的前提，究竟是什么？

　　拉藏汗好像是在说，因为仓央嘉措生活不检点，所以是假。

　　可仔细分析起来，这是个倒因为果的混账逻辑：一个人因为“是假”，所以“不守清规”，这样的因果关系是说得过去的；但反过来，因为“不守清规”所以“是假”，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。公平地说，只能说这是个不合格的喇嘛，而没有充分的证据认定他是“假”的，此时需要的是规劝和教育，而不是“请予废黜”。

　　而这种混账逻辑能轻易地蒙混过关，无非是出于人们心中的一个错误观念——活佛不是普通僧人，普通僧人“不守清规”叫做“花和尚”，却不能叫做“假和尚”，可活佛天生就应该是“守清规”的，否则那还叫活佛吗？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混账逻辑。五世喇嘛利用蒙古和硕特部的军队，消灭了威胁格鲁派的三股地方政治势力，建立格鲁派政权，地方税收归格鲁派所有，此后又一步步地夺回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权力……动用军队、收税、政治阴谋，哪一样是“清规”？

　　所以，守不守清规不是判断真假的依据，“守清规”是一种对僧人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，但不能用来当做评判真假的标准。这样说来，康熙皇帝如果认为仓央嘉措是“假”，实际上是没有充分理由的。

　　那么，将这几句话调整一下顺序，我们会发现更裸的阴谋出现了。

　　调整之后的话是这样说的：因为他“是假”，表现在“耽于酒色，不守清规”上，所以，“请予废黜”。

　　看起来有理，可仔细一琢磨，这句话却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，它实际上就是在一口咬定“是假”的事实，连原因都没有，只不过列举了一下外在表现。

　　一个没有充足理由的结论，那不就是“莫须有”吗？

　　所以，无论这几句话如何排列组合，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：如果康熙真的以“是假”为由将仓央嘉措废黜，实际上这就是个冤案；冤就冤在“耽于酒色，不守清规”是个文字障眼法，它能激起人的反感和愤怒，改变人思考事件的情绪，却不能为事情定性。

　　如果人们用感情好恶来给身边的人和事定性，这不是冤枉是什么？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不守清规”是个靠不住的罪状，“是假”是个靠不住的罪名，只不过它们的组合效果比较好罢了。这实际上就是拉藏汗的用心，他确实是个聪明而且阴险的人，因为他懂得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忘记逻辑、失去理性。

　　而康熙皇帝显然要比拉藏汗更明智，他何尝不明白这个文字障眼法的奥妙，又怎么能中了拉藏汗的文字圈套？所以，在正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他对“不守清规”的追查和评价。可以说，仓央嘉措没有“死”在“不守清规”上，康熙是不关心这事儿的，所以也不会相信拉藏汗所说的结论；由此他更不是“死”在“是假”上。

　　仓央嘉措的“死因”另有其他。

　　这样，我们找到“耽于酒色，不守清规”、“是假，请予废黜”之间的逻辑关系后，就将仓央嘉措的生活与死亡两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，它们不是分割开的，而是可以联系在一起分析的。

　　那么，仓央嘉措到底是不是“耽于酒色，不守清规”呢？这是拉藏汗的一面之辞，还是他有什么小辫子抓在拉藏汗的手里呢？而他的真实生活和他的死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　　关于仓央嘉措私生活**的记载，实际上少得可怜，而且正史资料并不充分。归类起来，有如下几种：一、《列隆吉仲日记》中的记载，这几乎是唯一的正面记载；二、拉藏汗的奏报，不宜采信的一面之辞；三、五世班禅的自传记载，容易产生附会的正史材料；四、仓央嘉措的诗歌，民间普遍附会的材料。

　　如果仔细分析这几类材料，我们会发现，说仓央嘉措生活**的根据几乎都不成立。

　　首先，《列隆吉仲日记》中的记载，原文大意是：“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身穿绸锻便装，手戴戒指，头蓄长发，醉心歌舞游宴。”将此文作为史料证据的是于乃昌教授的《仓央嘉措生平疏议》，发表于1982年的《西藏研究》上；此外，王尧先生的《第巴桑杰嘉措杂考》一文中也有类似说法，只不过他说此段文字记载在“列隆大师的笔记中”，该文载于1980年《清史研究论集》中。

　　王尧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教授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，是我国著名的藏语研究权威，也是于道泉先生的弟子。从时间上看来，他对“列隆大师”著作的引用在前，而其后，西藏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于乃昌教授更明确了“列隆大师的笔记”实为“列隆吉仲日记”。

　　然而奇怪的是，如此重要的关于仓央嘉措**生活的正面记载史料，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却不见出现，这个“列隆吉仲”到底是谁？他的日记或笔记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？史家对这一记载是如何评价的？这些问题都解答不了。

　　如果没有《列隆吉仲日记》的正面记载，其余的三种记载，似乎都靠不住了。